今天的年轻人，往往不甚了解在“文革”十年浩劫后期的1970年代初，中国学界、社会和经济与今时今日相比的巨大差别。不了解这一差别，就很难深刻理解父亲当年决心回归，倾尽个人之力推动祖国发展，尤其是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研究和学术教育进步时的毅然决然和深厚强烈的民族情怀。
　　首先，我谨代表家父政道先生对上海交通大学在图书馆筹建过程中做出的辛勤努力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们家族与上海交通大学（以下简称交大）有着久远的渊源。这种关系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的考验，历久弥坚，与时俱进，成为中外学界的美谈。李政道图书馆的建立，又为这个佳话谱写了一个崭新的篇章。
　　1911年，我的外祖父秦梦九先生毕业于交大的前身——清朝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系学堂第三届毕业生，因此他也成为交大最早的毕业生之一。在交大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家族也是最早的一批支持交大发展的民间力量。早在1926年，先外祖父就将我们在北京的房产捐献给了交大，用此项资金援建交大工业馆（现为交大徐汇校区工程馆）。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家族继续关注着交大的发展，并且竭尽全力予以帮助。1998年，母亲过世后，父亲和家人一致决定将父母和家人的私人存款捐出，设立“秦惠□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政基金），以扶助国内学子的方式，来纪念母亲。该基金用于支持国内一些大学中优秀本科生，利用暑期和课余时间，了解和获得科学研究的训练和经验，使得他们在优秀科学家的指导下，在科研的道路上从小项目做起，从容易的课题出发，为日后做科学研究方面的大事、难事做准备。我很高兴地获悉，交大两年前也加入了“□政项目”，从而交大的莘莘学子也从这个项目受惠。
　　父亲秉承家族传统，一如既往地支持交大的发展和建设。在先外祖父捐赠交大工业馆之后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又看到了这座藏有父亲毕生研究资料的雄伟图书馆的开馆典礼。同时，父亲还决定把我们家族在上海的故居的房产——无偿捐献给上海交通大学，用以建立“李政道秦惠□故居”，为交大科研工作者和访问学者提供更加有利的生活和科研条件。父亲还将他的各项结余科研基金，全部捐赠给交大，建立上海交大“李政道科学与艺术讲座基金”，以鼓励科学家与艺术家共同合作，研究和讨论科学和艺术的关系。
　　今天开馆的李政道图书馆，藏有父亲几乎全部的学术论文、个人手稿、各种荣誉证书和奖牌（包括他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章）及其他珍贵的学术资料收藏。我相信这些材料对于了解父亲的生平、他的物理学成就、中国和世界粒子物理学发展史，都非常有价值。同时，大家更可以从一个纯粹从事学术研究的科学家的视角阅读现代中国科学的发展史。
　　众所周知，父亲是一位国际著名学者，而作为一个真诚的爱国者,父亲也积极参与了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进程，并且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父亲生于1926年11月。1941年，年方15岁的他，不甘愿做亡国奴，和哥哥两人，离开被日本占领的上海，颠沛流离，间关万里，去到大后方，在战争的炮火中努力学习，以求为国家日后的复兴贡献力量。1946年，19岁的他离开中国赴美学习物理学。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此后的26年内，他没有机会重返祖国。直到1972年才得以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但是，在之后的39年，也就是一直到2010年，他几乎每年都会回国，为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才培养往返奔波于太平洋两岸，不曾间断。只是近年来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再适合长途旅行，才遗憾停止。

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后的今天，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年轻人，往往不甚了解在“文革”十年浩劫后期的1970年代初，中国学界、社会和经济与今时今日相比的巨大差别。不了解这一差别，就很难深刻理解父亲当年决心回归，倾尽个人之力推动祖国发展，尤其是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研究和学术教育进步时的毅然决然和深厚强烈的民族情怀。

1972年以后，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条件下，父亲付出巨大努力，先后倡导、建立的项目和计划包括1973/1978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1978/1979年开始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hina-U.S.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or CUSPEA）、1984/1985年开始设立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制度、1985/1986年开始设立的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以及1984/1988年建造并投入使用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等等。

李政道图书馆珍藏的众多资料都可以证明，这些项目在当时无一不是面临着来自国内政界（譬如“四人帮”等）和学界以及国外某些美籍华人科学家的双重巨大阻力。然而，父亲与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宋平、朱镕基、温家宝、胡乔木、方毅等）以及众多中国科学界的杰出代表（例如交大现任校长张杰教授等），共同努力排除万难，让这些项目落到了实处，得以扎实开展（其中，在他所积极倡导下建设的电子对撞机，碰撞出知识进步的火花，成为国际科学界的重要创新重镇），更为中国今天在科教乃至其他领域长久、持续、高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父亲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一直走在最前列。譬如，现在公认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方针。父亲1979年5月首先响应，专程来北京，在科学会堂讲课，然后开始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截至1989年，这一计划为中国培养了近一千名物理学高端人才。

父亲对人才培养一直非常关心，视其为中国未来成败的关键。1974年，他倡议创办“少年班”，将一批天资聪颖的青少年从政治运动中解脱出来，为中国日后的发展储备了人才。1979年，CUSPEA创立，使得中国青年在经历了长期封闭后，重新获得了接受西方高水平教育和训练的机会，为培养世界水准的中国学者和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1984年，为引导学有所成的优秀人才回国报效，父亲推动了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创建，为当时的青年学人安心科研，提供了优厚的待遇和灵活的就业选择。1986年，父亲提议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中国的科学研究逐步有了系统、全面的规划和经费资助。这一系列举措，不仅真正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更构建起当代中国科研的制度平台，实现了中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崛起。

习近平主席最近说：“历史不能忘记。”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相信铭记上面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实现“中国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是这段历史，以及父亲努力推动的科研项目、人才培养计划和优惠政策开启了通向今天“中国梦”的大门。

再次感谢各方的巨大努力，使李政道图书馆得以落成，使许多前人的贡献和精神得到纪念和发扬。我坚信：我们能够将父亲的心愿和这座图书馆所体现的学术精神传承下去，大家一起努力奋斗，把中国科技推向新的高峰，同时也坚信：父亲所钟爱的交大，在这个科技领域的“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中，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